其实，这个原则不仅在油画上，而且再国画，雕塑，装置，行为等领域，成功的作品几乎都是如此。

   
  我们来看，被戏称为“四大天王”旅居海外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蔡国强，俆冰，黄永砯，谷文达，他们的作品也是遵循这个思维原则。
  
  蔡国强：“收租院”，一个过去的具有社会主义代表的雕塑，通过新行为方式，展示他的制作过程。“草船借箭”，一个旧的成语，通过一个装置产生新的组合。“火药装置”更是如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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俆冰：“猴子捞月”，一个中国古代民间寓言故事，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字变型成猴子，组合成一个新的装置，寓意“忙来忙去一场空“，他的一系列“文字游戏”，都是通过对文字的解构，进行装置，是对文字现有的概念进行新的改组和调整。

  
  黄永砯：“银行沙子”一个旧上海1923年建的汇丰银行，用沙子堆积，产生新的组合，以此来表达金融是临时性的，随时都有崩溃的危险。
  
  谷文达：《碑林——唐诗后著》，唐诗，碑林非常旧的元素，而内容却是唐诗英译本《翡翠山》的英文声韵来选择同声字译回成汉语，以此来表达不同的人种和文化的混杂与杂交等后文化和后殖民现象。而他的作品《联合国》，《墨术》，《艺术。中国百词》也同样遵循了这样的思维原则。
   
  反观我们当代国内的某些所谓的行为艺术，并没有遵循这些原则，如：遭到众多指责的吃婴儿行为，还有从牛肚子爬出来的行为，原因何在？依我看，其原因就是他们用的元素是新的。
   
  那为什么要旧元素新组合呢？
     众所周知，现代艺术是反古典，反传统的，也就是反旧的，而后现代又是反现代的，既然反现代就意为着又回到旧的体系中去，这显然不符合艺术规律，后现代就选择了折衷的办法，把古典的和现代组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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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的元素新的组合就是后现代的思维方法。

     并不是所有的旧元素都可以拿来组合，在选择这个旧元素时必须考虑它有没有普遍性，比如，上述“四大天王”所用的元素汉字，火药，书法，唐诗，寓言，碑林都有普遍性，这些不仅具是本民族的普遍性，同是也具是国际的普遍性。同样，如果陈丹青用的是不知名画家的作品画册作为“静物”，他的作品不可能引起关注，因为知名画家具有普遍性。
   
  再比如，上述第七届中国广告节全场大奖作品，油条在国内具有普遍性，而在国外并没有普遍性，因此，他只能在国内拿奖，如果拿到国外，恐怕连入选的机会都没有，这也就是中国的广告在嘎纳广告节连连失败的原因，如果把油条换成薯条，我看，拿到广告节上去肯定会来一个“零的突破”。
   
  我们再看陈逸飞的作品，他选择的旗袍，既有民族性的普遍性又具有国际性的普遍性，但是，光有这些还不够，他必须有新的组合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人物的面孔也是那个时代的，他画的再写实，也是古典画派，而古典画派到了伦伯朗那里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，怎么会有他的位子。
   
  这里就说到新组合的问题，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从牛肚子爬出来不是当代艺术的问题，因为这种行为不仅元素是新的，而且组合也是新的，这跟当年杜尚先生把小便池放在展览馆，道理是一样的，现在看来这些都是现代艺术，是过时的，如果他比杜尚先生早一天干了这件事，那中国的艺术史，包括世界艺术史都要改写了。
   
  还有这种组合不是并列关系，而是兼容关系，二个元素应该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如：太极拳和奥运五环，如果把太极拳换成碑林，书法，就产生不了兼容关系，不兼容就谈不上新的组合，以此类推。
   
  以上观点仅仅是个人的一点看法，不够成熟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设计的领域在扩大。绘画，雕塑，装置，行为艺术都是设计艺术，电影，电视剧也都是设计艺术，只是表现手段不同而已。《还珠格格》《康熙王朝》《流星花园》就是遵循旧元素新组合这种思维方式而设计出来的，可能导演不自觉的运用了这种思维方式，但它们高收视率还会有其他原因吗？张艺谋的《英雄》肯定也是设计出来的，旧元素是秦始皇，剑客，侠士，那我们就等着看他是如何进行新组合的。
   
 如果真要把艺术同设计分开的话，那就是，艺术的设想计划更多的是精神领域，而设计的设想计划更多的是物质领域，但是物质和精神能分开吗？
   
  除了绘画，雕塑，装置，行为，电影，电视剧这些，我们再看看身边的建筑，身上的服装，居住的环境，家里的装修，不都是在自觉和不自觉的运用了这种设计思维吗？
    
  用设计的思维看当代艺术，而当代艺术都是在设计吗？
   
  范迪安先生前不久提出来当代艺术是“旧邦新命“，应该也就是这个意思，这种提法本身就用了旧元素，并且进行新的组合。